《革命時代的士大夫:汪曾祺閑錄》
  作者:孫鬱
  出版社: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 2014年1月
  定價:39.80
  推薦指數:★★★★
  作者以汪曾祺為核心,寫到了沈從文、聞一多、浦江清、朱德熙、李健吾、老舍等一個文人群體,並由此追溯隱匿在革命時代之內的文學傳統。
  沈從文影響汪曾祺的有三點:一是欣賞苦難邊上美麗的謠俗;二是遠離社會核心地帶,與政治保持距離;三是對內心感受保持忠誠。
  與歐洲國家的貴族相對應,中國古代存在著一個平民之上的士大夫階層——即官吏或較有聲望、地位的知識分子。孫鬱的新作《革命時代的士大夫:汪曾祺閑錄》,更多的是強調一種與激進思潮不同的精神氣質。而作者以汪曾祺為核心,寫到了沈從文、聞一多、浦江清、朱德熙、李健吾、老舍等一個文人群體,並由此追溯隱匿在革命時代之內的文學傳統。
  顯然,這樣一種文學傳統,更多帶有中國古代文化的氣息,與激昂、飛越的革命文學格格不入。在汪曾祺的文學生涯中,對其影響最大的是沈從文。按照孫鬱的分析,沈從文影響汪曾祺的有三點:一是欣賞苦難邊上美麗的謠俗;二是遠離社會核心地帶,與政治保持距離;三是對內心感受保持忠誠。這三點,既有儒家的入世,更偏向於道家的清靜無為和淡泊避世。恰如老子所雲: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”
  這樣的取向,與革命年代的狂飆突進頗不相容。因為革命自身的繁衍屬性,不可能在文藝領域留下一塊文學的飛地,任由非左翼文學之外的潮流安之若素,汩汩流淌。故此,沈從文被斥為“粉紅色作家”,惴惴不安以至於要自殺。其後放棄文學創作,以研究服飾史以度日。汪曾祺被動員而寫了一篇名為《惶惑》的千字文,貼在單位的黑板報上,結果也被劃成右派,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一個農業科研所去勞動。在此期間,他學到了“隨遇而安”的人生哲學。
  顯然,汪曾祺的“隨遇而安”,不過是“逆來順受”的代詞。當個人無法主宰自己命運且沒有任何保障以自衛的時候,除了無條件地服從,大約也沒有別的選擇。以汪曾祺的心態,事後表現出來就是:“要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,甚至輕信,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,恐怕是很難了。他們對世事看淡了,看透了,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。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。人的心,是脆的。”
  這樣一種馴服和唾面自乾,以及表達上的平淡,無法掩飾“哀莫大於心死”的巨大悲劇。在孫鬱看來,這主要是由於汪曾祺的個性以及審美取向而決定。但是,“他們在沒有暖意的地方,給世間留下了溫情。”正因如此,才有了孫鬱對其內心世界和精神家園的探索。然而,要避免沈從文和汪曾祺,以及本書涉及的文人群體遭受到的集體悲劇,文學就必須脫離權力的鉗制和威懾,按照自身的命運自由生長。所謂士的傳統,無疑也包括對於道的追求。
  觀點:孫鬱的寫作,既有對前輩文人士大夫精神的探索,更以溫情的文字對這一文學傳統自覺繼承。多年的魯迅研究,使得其筆下洋溢著適度的激情,並以後輩人的同情之理解完成了對汪曾祺的人物描摹,更以評論家的視角對其作品做出了獨具匠心的品評和分析。
  新京報記者 張弘  (原標題:自處低位未苟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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